伫立于吕中元的油画作品前，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沁入心脾的美，这种美与静穆、悠远、庄重和神圣的视觉体验有关。在颠覆本质主义和充分释放快感的时代，这种的美的追求与创造近乎奢侈，也为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所不屑。但是，吕中元执意独行，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他相信崇高和意象的美总有其颠覆不破的价值，它是人们由现实的物质空间摆渡至明澈的精神领地的凭恃。
　　吕中元的作品让我们重新回味起康德极力推崇的崇高和意象美的意义及价值。在康德生活的时代，两大流派占据了哲学及艺术的领地，一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代表，将“美的”与“愉快的”等同起来，审美体验来自感官的快感；二是德国理性主义美学把“美的”与“完善的”等同起来，审美活动是一种先验性的形而上的观念认知。尽管现今已不是康德的时代，但是康德在其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处境却颇有几分相似，当代艺术在现实条件下反映出两种困境：后现代主义强调个性表现及差异认同，推动了艺术走向多元化，当人们齐声赞美多元化的盛景时，却不能不正视被多元化遮蔽的价值观念及精神信仰的危机，一些丑野狂怪的极端者假借个性张扬，将艺术创造等同于浅陋低俗的欲望和快感渲泄；另外，后现代艺术拓宽了艺术的表现方式，观念艺术大行其道，在纯粹理性思维的支配下，艺术与感性的形式割裂开来，艺术失去了鲜活的肉身，而落入虚幻与空洞之中。当代艺术的现实状况，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康德美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康德不主张将形而上思维与感性体验割裂开，他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调和起来，强调审美活动归于判断力而不是单纯的感官快感，审美的主要内容是情感而不是纯粹的概念。正是这种调和折中的思想，使吕中元认识到自己的绘画创造所应走的道路，他在绘画上实践着康德的美学思想，强调“美的理想”和“审美意象”之于艺术创造的重要作用及价值，他由具体的感性形象塑造入手，深入到理性的审美世界中。
　　艺术之于人的目的在于它使创作者在对象里寻回自我，吕中元生长于长江之滨，并且在日本留学工作十余年，崇尚自然的东方文化滋养了他对山川的深厚情感。他的作品惯于描绘大山大河，那些或壮阔、或沉静、或幽深的山河形象与其说是客观自然对象的再现，而不如说是心灵的审美意象表达。他以“光影”、“春水”、“滥觞”、“暮蔼”、“远眺”等为题的山河画面，画出了各种不同的山河情态，但是这些形象并非是对某处特定山河景象的再现。也就是说，创作这些山河形象的动力来自于“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不是“复现的”想象力。复现的想象力主要根据对经验的记忆，根据经验的“联想律”来把从自然界所吸取的材料（印象）复现出来；创造的想象力则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更高的理性原则，即人的理性要求，把从自然界所吸取的材料加以改造，使它具有不同于客观自然的新的生命。因此，吕中元作品的意蕴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所唤醒的心境及理想，那些山河形象如此纯静、端庄，一尘不染，超凡脱俗，如同圣山圣水——那些山河形象，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形象，而成为精神与信仰的象征之物。
　　吕中元的山河作品剔除了杂芜的形象细节，而直取山河的形态骨骼及生命精隋，这一点在描绘山的作品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傲寒》、《山的物语》、《山南》、《凝结的使命》等作品中，那些山的形态完全具有人格化的力量，它们或卧、或立呈现凛然的风骨，如同康德所说，崇高把我们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惯常的凡庸。由这些形象产生的崇高感不同于简单的视觉快感，而是沉入心田的冥思苦想，是由痛感转化而成的快感。因此，崇高感作为一种情绪，在想象力的运用上不像是单纯的愉悦，而是严肃执着的理想追求。并且，崇高感与吸引力不相投，心灵不是单纯地受到对象的吸引，相反却受到对象的推拒，崇高感所生的愉快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快感，无宁说是惊奇或敬畏。面对吕中元的山河作品，我们敬畏于自然的神奇造化，自然是滋养人类的母体，她的伟大与神秘是人类无法逾越的。吕中元曾把自然比喻为“无岸的河”，她给人“莫名的惊恐与徘徊，思绪在颤栗，水浪在撞击，眼前的偶然，似乎再也无法驾驭奔流的命运。”在自然面前，人类所有现实的利益纷争和算计，似乎都显得琐屑、卑微。我们只是身处自然之中的过客，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限的自然真谛，成为人类不息的生命理想。
　　理想是把个别事物作为适合于表现某一观念的形象显现，这种审美趣味的原型一方面涉及一种高度的不确定的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又不能用概念来表达，只能在个别形象里表达出来，因此这一形象更恰当地叫做美的理想。在吕中元的作品中，山河就是他求索永恒的生命理想的载体，他以自己独到的绘画语言去实现这一美的理想。在他的山河作品，色彩的表现力尤显突出。自印象主义以来，色彩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或者说色彩直接是情感的承载物，在吕中元的作品中，色彩已经超越自然主义的色彩再现，而上升为主观性的色彩经营及表现。那些或浓烈、或清雅、或冷峻、或温淳的色彩直接对应的是心理情绪，它们既呈现了自然山河丰富的颜面，同时也袒露出人面对自然的复杂思绪。在塑造美的理想过程中，吕中元除了充分发挥色彩的表现魅力外，他还巧妙的取舍、布局画面，在形象的大小穿插及线面分割中营造出一片井然的秩序，这种秩序感来自于严密的理性思维，也与观念性的理想境界有关。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形式和观念相协相成，紧密不可分地构成了画面的整体关系。
　　吕中元的绘画作品创造了崇高和意象的美，这崇高和意象的美来自于自然对象，也源于人的心境。康德讲过，“对自然的崇高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使命的崇敬，通过一种‘偷换’的办法，我们把这崇敬移到自然事物上去（对主体方面的人性观念的尊敬换成对对象的尊敬）。”在一个物欲肿胀、失去神圣感的时代，吕中元力图通过艺术的手段，以崇高和敬畏的精神追求，重新唤起人的尊严与使命感。